米塞斯经济政策第一讲：资本主义

文：路德维希·冯·米塞斯

翻译：郑其涛 肖玉帅 风灵

人们使用的形容词常具有误导性。例如，谈到现代的产业领袖和大企业领导者时，他们称之为“巧克力大王”或“棉花大王”或“汽车大王”。使用这样的术语，暗示人们实际上认为现代的产业领袖们与从前那些封建国王、公爵或领主没什么不同。但其实这两种人之间有天壤之别，因为“巧克力大王”根本没有统治权，他只是提供服务。他没有独立于市场、独立于他的顾客来统治被征服的领土。“巧克力大王”——或“钢铁大王”、或“汽车大王”、或其他任何现代的产业领袖——都必须依赖于他所经营的产业和他所服务的客户。这个“国王”的王位全赖“臣民”也即顾客的恩泽。一旦他不能以比竞争对手更价廉物美的方式向顾客提供服务，他立即就会失去他的王国。

两百年前，在资本主义出现之前，一个人的社会地位从一出生便已固定，直至终生；他从祖先那里继承身份，永不改变。如果他生来贫穷，那他将永远贫穷，而如果他生而富有——生来是领主或公爵——那么他将终生保有爵位，以及随爵位而来的财产。

至于制造业，那时原始的加工业几乎专门为富人的利益而存在。大多数人（90％或更多的欧洲人）在土地上劳作，与城市主导的加工业尚无任何联系。数百年间，这种封建社会的僵硬体制在欧洲最发达的地区占据了绝对优势。

然而，由于农村人口增长，土地消化不了剩余人口。这些没有继承到土地或房产的过剩人口无事可干，也不可能在加工业中找到工作。城市统治者不许他们进入。这些“弃儿”的数量持续增长，而没人知道该拿他们怎么办。他们是地地道道的“无产者”、是失地者，政府只能将他们安置在济贫院或救济所。在欧洲的部分地方，特别是荷兰和英格兰，到了18世纪，这种人的数量变得如此庞大，以至成了维持占优势地位的社会身份制度之真正威胁。

今天，在谈论某些情况类似的地区，如印度或其他发展中国家时，我们不该忘记，18世纪的英格兰的条件更差。当时，英国有六七百万的人口，但在这六七百万人中，有超过一百万，很可能有两百万，都只是可怜的失地者，现有的社会制度不能让他们生存。如何安置这些失地者，成了十八世纪英格兰最大的问题之一。

另一大问题是缺乏原料。英国人不得不非常严肃地自问这一问题：若没有足够的森林提供生产和供暖所需木材，未来该怎么办？这对统治阶级是绝望的境况。政治家们不知道该怎么办，执政官绅也束手无策。

现代资本主义正是产生于这样严峻的社会环境之下。失地者和穷人中的一些人，试着将其他人组织起来，建立起生产商品的小作坊。这是一个创举。这些开拓者们不生产只用于上流社会的昂贵奢侈品；他们生产满足大众需求的廉价产品。这是资本主义的起源，也是今日资本主义的运作方式。这是大规模生产的开端，大规模生产是资本主义工业的基本原则。相比之下，那些为城里的富人服务的传统加工业，几乎专门为上流社会的需求而存在，而新兴的资本主义工业则开始生产普通人民买得起的产品。正是以大规模生产来满足大众的需求。

这是资本主义的基本原则，现今它存在于具有高度发达的大规模生产体系的所有国家中。大企业是所谓的左派狂热攻击的目标，却几乎专门为满足大众需求而生产。仅为富裕阶层生产奢侈品的企业，永远不可能形成大型规模。而今天大工厂的工人，正是这些大工厂的产品的主要消费者。这是资本主义生产原则和早先封建制度原则之间的本质区别。

如果人们认为，或宣称，大企业的产品的生产者与消费者属于不同阶层，那他们就大错特错了。在美国的百货商场，你会听到这种口号：“顾客永远正确”。而这里所指的顾客，正是在工厂里生产这些商品以供百货公司销售的人。认为大企业的力量穷凶极恶的那些人同样犯了错，因为大企业完全依赖于顾客的惠顾；如果失去了客户，哪怕最大的企业也会失去力量和影响。

五六十年前，人们认为几乎所有的资本主义国家的铁路公司都过于强大，带有垄断性，不可能与之竞争。人们断言，在交通领域，资本主义已达到了自我毁灭的阶段，因为它消灭了竞争。人们忽略了这样的事实，即铁路公司的力量取决于它能提供比其他任何运输方式都更好的服务。当然，既然旧有的轨线足以满足需求，那么修建另一条与已有铁路平行的铁路，来和某个大铁路公司竞争就很可笑。但很快出现了其他竞争对手。自由竞争并不意味着，你能通过模仿或完全复制别人已做过的事而轻易获得成功。新闻自由并不意味着你有权抄袭别人以获得成功，那是别人因其成就理所应得的成功。新闻自由意味着你有写些不同东西的权利。至于铁路的自由竞争，则意味着，比如，你可以自由地发明某种东西，做某些事，以此挑战铁路的地位，将其置于朝不保夕的竞争态势之中。

在美国，大巴，汽车，卡车和飞机都与铁路竞争，导致铁路运输至少在客运方面，遭受了近乎致命的打击。

资本主义的发展在于坚持每个人都有权为顾客提供更为价廉物美的服务。而这种方法，这种原则，在相当短的时间内，已经改变了整个世界。它让世界人口能够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增长。

在十八世纪的英国，土地资源只能满足600万人标准极低的生活。然而今天英国有超过5000万人享受着甚至比18世纪的富人都高得多的生活水准。而英国人的大量精力如果不曾浪费在（从许多方面看都是可避免的）政治与军事的“冒险行动”上的话，今天英格兰的生活水平很可能还会更高，

这是资本主义制度的事实。因此，如果一个英国人——或者，世界上任何国家的人——现在对他的朋友说，他反对资本主义。那么，会有一种精彩的反驳：“你知道，当前地球上的人口比前资本主义时代多了十倍，你也知道，今天所有人所享受的生活水准都高过前资本主义时代的祖先。但是你怎么知道，你是无须资本主义也能活下来的那1/10中的人呢？你活在现在这一事实本身，就是资本主义已获成功的证据，不管你对自己的生活如何评价。

无视其所有好处，资本主义遭到了疯狂的攻击和批评。有必要理解这种反感的根源。事实上，仇恨资本主义的根源不在大众，不在工人自身当中，而在于英国和欧洲大陆拥有土地的上流社会——士绅阶层和世袭贵族。他们指责资本主义，是因为有件事让他们不快：在19世纪初，工业向工人支付更高的工资，迫使地主也得向农业工人支付同样的高工资。贵族借批评工人大众的生活水准来攻击工业。

当然，从我们的角度看，工人当年的生活水平极端恶劣；早期资本主义条件之差，绝对令人震惊，但这并非是新兴的资本主义工业损害了工人。工人受雇之前就已过着非人的生活。

重复了千百次的那个著名老故事，工厂雇用妇女和儿童，而这些妇女和儿童到工厂上班之前，本有着惬意的生活，这是史上最大的谎言之一。到工厂上班的母亲们已没米下锅。她们并不是离开了自己的家园和厨房到工厂去。她们去工厂是因为她们没有厨房，即使有厨房，也揭不开锅。而这些孩子不是来自舒适的托儿所。他们饿以待毙。所谓早期资本主义无法形容的恐怖的一切言论，仅由一个统计数据即可驳倒：恰好是英国资本主义兴起的这些年头，恰好是被称为英国工业革命的这一时期，从1760年至1830年，正是这些年间，英国的人口翻了一番，这意味千千万万的孩子——若在从前会夭折的孩子——死里逃生，并长大成人。

毫无疑问，以前的生活条件糟糕透顶，正是资本主义商业改善了这种状况。无论是以直接的方式，还是以出口产品再进口食品及原料的间接方式，的确正是这些早期的工厂提供了工人生活的必需品。一次又一次，早期研究资本主义的历史学家们歪曲了历史（没有比这更温和的词能形容了）。

关于本杰明•富兰克林的一则轶事很可能是杜撰的。故事讲道，富兰克林参观一家英格兰的棉纺厂，工厂老板充满自豪地告诉他：“你看，这是为匈牙利生产的棉织品。”本杰明•富兰克林环顾四周，看到衣衫褴褛的工人，问：“你为什么不也为自己的工人生产呢？”

但是工厂老板谈到的那些出口产品，其实的确意味着他是为自己的工人生产的，因为英国必须进口所有的原材料。无论英国还是欧洲大陆都没有棉花。英国粮食短缺，食品必须从波兰、俄罗斯、匈牙利进口。这些出口是在为进口英国人民赖以为生的食品付款。当年历史上的许多例子都表现了绅士和贵族对工人的态度。我只想举两个例子。一是著名的英国“济贫”制度。通过这个制度，英国政府向所有没有获得最低工资（由政府决定该标准）的工人支付其工资与最低工资之间的差额。这解决了土地贵族支付高工资的困难。贵族们可以维持农业传统的低工资，而政府将提供补充，从而防止工人离开农村的工作，寻求在城市的工厂就业。

八十年后，资本主义从英国扩张到欧洲大陆之后，地主贵族再次反抗新的生产制度。在德国，普鲁士容克（容克指地主——译者注），因为资本主义的高薪产业而失去了许多工人，他们就此发明了一个特殊的术语：“从农村飞走”——即农村人口减少（Landflucht）。他们在德国议会里讨论，该采取什么措施来反击这种罪恶，从地主角度而言的罪恶。

著名的德国首相俾斯麦，在一次演讲时说：“我在柏林遇见一个曾在我土地上工作的人，我问他，‘你为什么离开土地？你为什么离开家乡？为什么你现在住在柏林？’据俾斯麦说，这人回答，“你在村子里没有啤酒园，像我们在柏林那样漂亮的啤酒园。可以坐在啤酒园里喝啤酒，听音乐。”当然，俾斯麦是从他的（即雇主）的角度来讲这个故事的。不完全是他工人们的观点。他们之所以进工厂，是因为工厂支付更高的工资，将他们的生活水平提高到了前所未有的标准。

今天，在资本主义国家，所谓的上层与下层之间的基本生活差异并不大；都不愁吃穿，居有定所。但在十八世纪或更早，中产阶级和下层人民的区别是，中产阶级的人穿鞋子，而下层人民打赤脚。今天的美国，富人和穷人之间的差异往往只意味着凯迪拉克和雪佛兰之间的差异。雪佛兰可能是买的二手货，但对它的所有者而言，功能基本相同：他也可以开车从一地到另一地。在美国超过50％的人拥有自己的房子和公寓。

对资本主义的攻击——特别是关于更高的工资率——始于错误的假设，即工资最终不是由工厂里干活的那些人支付的。现在对于经济学家和经济学理论的学生而言，区分生产者和消费者并分别标记，倒也罢了。但事实上，每个消费者必须以某种方式赚得他花费的钱，而绝大多数消费者同样正是企业的员工，这些企业生产他们所消费的商品。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工资率不是由脱离于打工者之外的人来决定的；发薪者和打工者都是他们自己。不是好莱坞电影公司支付某个电影明星的工资，而正是花钱入场看电影的人来支付。不是拳击比赛的主办方支付获胜选手的高额奖金，而正是花钱看比赛的人来支付。通过区别雇主和雇员，可以得到一种经济学理论上的区别，但它不是现实生活中的区别；在此，雇主和雇员最终都是同一个人。

许多国家的人都认为，须养活好几个孩子一大家子的人与只须养活自己的人得到相同的工资太不公平。但问题并不在于雇主是否应该因工人的家庭规模而承担更大的责任。

我们必须在这样的情形下提出这一问题：你，作为个人，是否愿意为某种东西，比如说一块面包，假如你得知生产这块面包的工人有六个孩子，你愿意付更多的钱吗？诚实的人当然都会说不，并表示，“原则上我会，但事实上只要价钱更便宜，我宁愿买一个孩子都没有的人做的面包。”事实是，如果买方没有付给雇主足够多的钱，让他能给工人发工资，雇主将无法继续经营。

将资本主义制度称为“资本主义”，并非是对之有好感的人，其命名者认为它是史上邪恶透顶的制度，是人间曾经降临过的最大恶魔。这个人是卡尔•马克思。然而，没有理由抛弃马克思的术语，因为它清楚地描述了资本主义所带来的巨大社会进步的根源。这些进步都是资本积累的结果；其基础建立在这样的事实上，作为一条规律，人们不会消费掉他们生产出来的所有东西，他们积蓄——并用其中一部分投资。关于这一问题存在大量误解。在这一系列的讲座中，我将有机会处理人们关于资本积累、资本的用途和由之产生的广泛收益的最根本性的误解。在我关于外国投资，和当前最至关重要的政治问题，即通货膨胀的讲座中，我还会专门探讨资本主义。当然，你知道，通货膨胀不仅仅存在于这个国家（指阿根廷——译者注）。它是全世界的问题。

关于资本主义，常常未意识到的一个事实是：对所有急于生产或挣钱的人而言，储蓄意味着收益。当某人已经累积了一定数量的金钱，比如1000美元，他不用于消费，而是将这些美元存入储蓄银行或投入保险公司，资金从而进入一名企业家，一名商人的手中，让他得以着手从事某个项目。而在没有这笔必要资本的昨天，这个项目不可能开动。

现在有了这笔额外的资本，商人会做什么?他必做的第一件事，这笔额外资本的首要用途，就是出去雇佣工人和购买原材料——相应地，产生了对工人和原材料的进一步需求，以及提高工资和提高原材料价格的趋势。远早于储蓄者或企业家从中获得任何利润之前，失业的工人、原材料生产者、农民、打工者都已在分享额外储蓄的收益。

什么时候企业家能从这一项目中获利，取决于市场的未来状态，以及他对市场未来状态的正确预测能力。但是工人们以及原材料的生产者却立即获得了收益。30或40年前，关于所谓的亨利•福特的“工资政策”，人们谈过很多。福特先生的一个伟大成就是他支付的工资比其他实业家或工厂更高。他的工资政策被形容为一个“发明”，然而并不足以表示，这个新“发明”的政策源于福特先生的慷慨。某一新兴产业，或现有产业中的新建工厂，必须从其他工作岗位，从国内其他地区，甚至从其他国家吸引工人。唯一的方法是为工人提供更高的工资。资本主义早期情况如此，今天也仍是如此。

当英国的制造商首先开始生产棉制品时，他们付给工人超过以前所挣的工资。当然，大部分新工人之前都没有任何收入，提供任何条件都愿意接受。但短短一段时间之后——积累的资本越来越多，新建的企业越来越多——工资率上升，结果如我前述，英国人口前所未有的增长。

一些人充满鄙视地描述资本主义，以为它是一个精心设计的制度，让富者愈富，贫者愈贫，这种说法从头错到尾。马克思关于未来社会主义的理论基于这样的假设：工人越来越穷、大众越来越困苦，到最后，一个国家的全部财富都将集中在少数人的手里，或集中在某个人手里。因此，广大贫困的工人最终会暴乱，剥夺富人的财富。根据卡尔•马克思的这一学说，在资本主义体系下，工人的生活条件没有任何机会、没有任何可能性得以改善。

1864年在英国，对国际工人协会演讲时，马克思说，相信工会可以提高工人的待遇，这“绝对错误”。他将工会要求提高工资率和缩短工时的政策称为保守——当然，“保守主义”是卡尔•马克思所能使用的最具谴责性的术语。他建议工会为自己设定一个革命性的新目标：“完全废除工资制度”,以“社会主义”——生产手段的政府所有制——来代替私人所有制。

如果我们回顾世界历史，特别是自1865年以来的英国历史，我们会意识到，马克思各方面都错了。没有哪个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其民众的生活条件未曾得到前所未有的提高。不管马克思如何预言，过去80、90年一切都在进步。马克思主义者相信，工人的条件绝不可能得到改善。他们遵循着一个谬论，著名的“工资铁律”——这个定律认为，资本主义制度下，工人的工资不会超过维持他能为企业卖命所需的生活水平为限的数额。

马克思主义者以这种方式形成其理论：如果工人工资率上升，超过生存必需的水平，他们就会养更多的孩子；当这些孩子长大成了劳动力，工人数量的增加将导致工资率降低，使工人工资再一次跌到只能维持生存的水平——这种维持生存的最低水平，仅能使工人免于灭绝。但马克思和其他许多社会主义者的这种理念，所使用的工人的概念，完全类似于生物学家研究动物时所使用的概念，比如老鼠，对研究动物而言，当然是正确的。

如果你增加动物或微生物的可得食物的数量，它们存活的数目将会增多。如果你限制它们的食物，那么你也会限制它们的数量。但人是不同的。即使是工人——尽管事实上马克思主义不承认——人类有食物和种族繁衍之外的欲望。提高实际工资结果不仅是人口增加；其结果更首先在于提高平均生活水准。这就是为什么在西欧和美国今天我们的生活水平高于发展中国家（比如说非洲）。

然而，我们必须认识到，更高的生活水平取决于资本的供给。这解释了美国和印度生活条件的差异；印度引进了对付传染病的现代方法，至少在某种程度上，其效果是史无前例的人口增长。但是，因为人口增长并没有伴随着资本投资数额的相应增长，结果是贫穷人口的增加。一个国家变得更加繁荣，与人均投资资本的增加相关。

我希望在我的其他讲座中，我将有机会更详尽地阐述并澄清这些问题，因为一些术语，比如“人均投资资本”需要更加详细的说明。

但是，你们必须记住，在经济政策中没有奇迹。你们已在很多报纸和演讲中看到，所谓的德国经济奇迹——德国在二战战败破坏之后的恢复。但这不是奇迹。这是自由市场经济原则的应用，是资本主义方式的应用，即使没有完全应用于所有领域。每个国家都能经历同样的经济恢复“奇迹”，尽管我必须坚持经济恢复不是来自于什么奇迹，它是来自于适用合理的经济政策，是这种政策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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